婚恋期间的支出，分手后需要返还吗?
文章分类：婚恋法规 发布时间：2021-08-11 阅读： 1561
男女双方在谈婚论嫁之时，有时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往来，热恋中情侣之间也难免会有一些发红包、送礼物等行为。然而，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双方分手时，支出方往往会认为自己遭受了损失，从而产生经济纠纷，甚至为讨要相关费用对簿公堂。
分手后，婚恋期间的支出是否应该返还呢？《法治日报》记者选取了河南省卢氏县人民法院审理的5起相关案件，提醒人们从恋爱到结婚期间，应当理性处理财物给付问题，遇到纠纷更须依法解决。
订婚宴后提出分手
所收彩礼全额返还
2018年4月，何某与刘某经人介绍后确立恋爱关系。同年5月23日，两人按当地风俗举行订婚仪式。然而半年后，刘某便与何某解除了婚恋关系。随后，何某在讨要婚恋期间所花费用无果的情况下，向卢氏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
原告何某诉称，2018年5月21日，其给被告刘某购买金首饰花费3005元。在订婚仪式前一天，送给被告红包现金1万元，仪式当天又经媒人手送给刘某母亲彩礼现金6.8万元。2018年10月，刘某要求何某出资对其居住的房屋进行装修改造，先后花费两万元购买彩钢瓦、钢梁、门窗等材料。2018年11月，被告刘某要求和原告解除婚恋关系，但对原告与其交往期间支付的彩礼、装修房屋、金首饰等财物不予退还。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原被告按农村习俗举行了订婚仪式，但是未办理结婚登记，原告请求返还彩礼符合法律规定，被告应返还原告彩礼款6.8万元。关于原告主张的房屋装修款两万元、订婚前一天支付的红包1万元，被告不予认可，且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该主张，对该款项不予支持。对原告主张的订婚前为被告购买的金首饰款3005元，应认定为婚恋过程中的赠与行为，故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。
据此，法院判决被告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何某6.8万元。
性格不和解除婚约
礼金首饰酌情返还
2018年6月，贾某与段某经人介绍相识相恋。贾某按当地风俗习惯在首次见面、看家、行礼、提亲等婚约过程中，先后给付段某彩礼10余万元，另有其他财物价值数万元。2019年9月，双方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，贾某再次给付段某红包合计12000元，迎亲时在新娘茶瓶中装现金8888元，但两人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。
此后，由于性格差异，两人常有矛盾，关系逐渐恶化，最终无法共同生活。2019年底，段某离家后双方未再共同生活，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约。经多次协商调解未果，贾某将段某及其父母告上法庭，请求法院判令段某及其父母返还彩礼139488元，并返还钻石项链、钻石戒指、金手镯、苹果手机等财物。
卢氏县法院五里川法庭对该案审理后认为，彩礼实质上是为达成结婚目的的赠与，一般情况下，在婚约不成立时，彩礼的赠与也自动解除，所以赠与方有权要回彩礼。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，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对符合彩礼性质的礼金和财物，女方应当返还。实践中，男方向女方支付彩礼的多少，通常由女方的要求、男方的经济状况、当地风俗习惯决定。而当婚约解除时，彩礼的返还也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，结合当地风俗，根据个案实际情况认定，不宜一概全额返还。本案中，贾某、段某虽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但按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且共同生活，有夫妻之实，对返还彩礼的比例和金额，应考虑男女双方的实际情况，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，依照法律规定，并结合当地风俗，酌情予以支持。
据此，法院判决被告段某及其父母返还原告贾某彩礼92322.3元，段某返还贾某钻石戒指一枚、钻石项链一条、黄金首饰一套、苹果手机一部，陪嫁物品归段某所有。
同居一年分手涉诉
判决返还部分彩礼
男子陈某与女子李某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下同居一年，随后李某提出分手，陈某向卢氏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返还6万元彩礼和其他费用。
庭审中，原告陈某诉称，2017年两人经他人介绍认识，同年农历腊月二十九订婚时，被告提出要原告支付彩礼6万元。当天，陈某给付彩礼现金5万元，微信转账1万元，共计6万元。除给付彩礼外，原告还给付被告现金及物品大约3万余元。定婚后不久两人同居。2018年6月15日，陈某生病住院，但李某未去医院探视，之后便搬走分居。
被告李某辩称，2018年元月，她与原告陈某协商双方结婚事宜，因当时她在省外打工，陈某于2018年1月10日通过微信转账给她1万元，是用于购买衣服、回家路费等花销。2018年2月4日，两人举行订婚仪式，当时她说不要彩礼，但需要原告帮助归还所背负外债5万元，原告同意并拿出5万元帮她归还外债。至诉讼时，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，未形成婚姻关系，但双方在一起同居了一年多，同居生活期间，原告给她转账购买结婚物品、帮助她归还债务均属自愿赠与行为。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2018年1月10日，原告给被告转账1万元用于购买衣服属于赠与行为，故对原告的此项请求不予支持。对于2018年2月4日原告向被告支付的5万元，结合当地习俗，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支付的彩礼。结合本案实际情况，原被告已共同生活一年，法院酌情认定被告应返还原告部分彩礼款，遂依法判决被告李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陈某彩礼款3.5万元。
赠与带有恋爱象征
相应款项无需返还
范某和张某曾经是初中同学，毕业后两人各自忙自己的生活，交往并不多。2018年春，两人在同学微信群聊天中重新建立联系，感觉兴趣相投，好感倍增，不久便确立了恋爱关系。热恋期间，每逢纪念日、节日和张某的生日，范某都会向张某发红包、转账表达爱意。
然而，但好景不长，几个月后，张某提出分手。沉浸在痛苦之中的范某发现，从2018年4月至同年9月，在外务工的他通过微信、支付宝账户分17次向张某转账共计32422元。
得知张某已与他人结婚，范某更是感到自己很“亏”，于是就向张某讨要所转的款项。后张某通过微信、支付宝分5次归还范某13400元，剩余19022元一直未还。范某多次打电话催要，但张某一直推脱。范某无奈之下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张某归还其19000元。卢氏法院官道口法庭开庭审理此案。
庭审中，被告张某辩称，原告为追求其经常发具有恋爱象征意义的“520”“521”“1314”以及生日祝福等红包，这些是原告自愿发送的，并非被告索要。这些红包应该认定为赠与行为，属于恋爱期间的礼尚往来。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判断案涉钱款是否应该返还的关键在于该钱款是否属于目的赠与。如属于目的赠与，那么在目的未实现的情况下，被告继续占有该财产就会构成不当得利，理应返还。本案中，原告在追求被告期间向被告转账人民币32422元，其目的在于促使被告与其恋爱结婚，但32422元中的“520”“521”“1314”以及生日祝福、购买礼物等带有恋爱象征意义的金额转账共计8622元，应属于一般赠与。因此，对于32422元中属于目的赠与的23800元，由于其目的因双方分手而未能实现，被告继续持有其所得利益欠缺正当性，从而构成不当得利，理应返还。根据已查明的情况，被告已返还原告13400元，剩余10400元未归还，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，于法有据，依法应予支持。对于32422元中的8622元，属于一般赠与行为，故原告要求被告返还，不予支持。
据此，法院判决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范某10400元。
恋爱期间互有付出
赠与部分不予返还
2016年，孙某与常某经人介绍认识并确立恋爱关系。订婚当日，孙某向常某支付彩礼1.68万元，常某回礼800元。后双方因购房事宜发生纠纷，导致恋爱关系破裂。孙某遂诉至法院，诉请常某返还彩礼钱以及其他支出共计2.782万元。
庭审中，被告仅认可彩礼1.68万元，对其他支出不予认可，并提出女方在办理订婚事宜过程中也有很大花销。
法院对该案审理后认为，双方恋爱期间互有付出，系双方按照风俗以此来增进感情，应认定为赠与。最终，法院判决支持了1.6万元，双方恋爱期间的其他支出可不予返还。
民法总则相关规定
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。
最高法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（二）相关规定
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：
（一）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；
（二）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；
（三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。
适用前款第(二)、(三)项的规定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。
法治微评
□ 胡勇
目前，彩礼依然是我国许多家庭的一项沉重负担，一些贫困家庭的男青年甚至因为付不起高额彩礼而不得不打光棍。同时，近年来由于订婚后又分手、未结婚登记就共同生活以及闪婚闪离等现象的不断增加，因彩礼返还问题而引发的纠纷、诉讼也随之增加。
把给予彩礼、尤其是高额彩礼作为订婚、结婚的一个必备条件，事实上是落后的买卖婚姻现象的残余，是把两情相悦的婚姻等同于了商品交换，也违反了现行婚姻法的规定。高额彩礼的存在还与文明乡风建设背道而驰，易引发社会矛盾，危害家庭和谐。因此，应当多措并举，予以革除。
首先，在广大乡村中深入开展喜事新办的宣传教育，引导广大村民自觉遵守民法典和婚姻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，树立以不收彩礼为荣的观念，引导农村青年自觉抵制彩礼，敢于与陈规陋习决裂。其次，还应当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，把自觉抵制彩礼、尤其是高额彩礼纳入村规民约之中，提倡大家互相提醒，并对收受彩礼、尤其是收受高额彩礼者提出批评教育，激浊扬清，促进文明乡风的形成。
（文章转载自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b185wvq4g8_FNDp2V3VzwA）
莫慌
T、Lily
